历史上的关羽

陈寿《三国志》的记载：

(相关资料图)

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在唐朝被定为正史的史书。所谓“正史”，并不是“正确的史书”之意，而是证明国家“正”统的“史”书——哪怕要为之曲隐真实的历史。为了体现正统的传承，所有正史都是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是由本纪（皇帝的编年史）和列传（臣子的传记）组成的编年史，国家以本纪的形式记载被认定为正统的皇帝。由于陈寿是西晋的史家，而西晋接受了曹魏的禅让，所以《三国志》中只将曹魏列为本纪，刘备和孙权则被列入列传。即从体例上说，陈寿是作为曹魏的臣子进行记载的。

但陈寿对待刘备和孙权的态度并不是相同的。作为季汉的旧臣，他将孙权的去世称为“薨”，刘备的去世则称为“殂”。在《春秋》（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据说是由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暗含着孔子的毁誉褒贬之意）的义例（表达方式的规范）中，“薨”一词用于表示诸侯的去世。也就是说，陈寿不仅在体例上，而且通过“春秋笔法”（遵循《春秋》义例的暗含毁誉褒贬之意的写作方法）否定了孙权的帝位。

与之相对，陈寿在记述曹魏诸帝去世时则使用了“崩”字，以表示其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记载刘备去世时使用的“殂”字。“殂”是《尚书》（“五经”之一，是汇总尧、舜、禹等传说中帝王事迹的经典）记载尧去世时的用词。东汉末年将汉室定为尧的子孙，因此，曹丕将“汉魏革命”等同于“尧舜革命”（从尧到舜的理想化禅让），以使其政权禅让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陈寿将刘备之死记为“殂”，直接沿用了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于北伐之际写给皇帝刘禅的奏议）中将刘备去世记为“崩殂”的用法。陈寿通过“春秋微意”的笔法，向后世传达了刘备是尧的子孙，即汉室的后继者。他还通过在《蜀书》中引用杨戏《季汉辅臣赞》的最后一部分，向后世传达了“季汉”政权的正式名称。陈寿试图在记载中表达，自己曾经出仕的季汉是继承汉的国家。

不过，陈寿最多也就只能做到如此程度。刘备建立季汉，是为了否定曹丕接受东汉的禅让而建立的曹魏。正如只有一个天下，接受天命、支配天下的天子也只能有一人。因此，将刘备作为东汉的继承者，也就是否定曹魏乃至西晋的正统性。尽管《三国志》中原本就暗含刘备的正统地位，但陈寿在记载蜀国历史时只是冠之以地域的名称，称其为“蜀书”，而并未使用正式的国名“汉”。这就是倾注了陈寿苦心的《三国志》。为了尊重陈寿的这份心意，史家通常将刘备的国家以国名和地域名并称为“蜀汉”。

如此一来，作为刘备臣子的关羽，自然见载于《蜀书》的臣子传记中。《三国志》全书的卷三十六（共六十五卷）、《蜀书》卷六的起首便是《关羽传》，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传记列于同一卷。作为刘备的臣子，关羽的地位仅次于《蜀书》卷五记载的诸葛亮。由此可见，陈寿认为关羽是刘备最重要的武将。

但《关羽传》只有短短的953个字。不过陈寿已经算是很郑重地对待关羽了，因为同卷的《赵云传》只有246个字。武将所占的篇幅大概就是如此。而《诸葛亮传》如果除去其子诸葛瞻的部分，则有4310个字。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

根据陈寿的记载，关羽是河东郡解州(或解县，今山西南部)人。

由于一些不明原因，他“亡命”涿州。 

在此我们遇到了对后世关公传记撰写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概念。陈寿用了“亡命”一词，后人据此认为关羽(关公)是因为伸张正义而杀了人。但在当时，这一词语的原意指的是因某人离开原籍地，当地的户籍被注销。“亡命”最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赋税和劳役，而不是因为犯罪。

先主於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当时刘备正在召集人马，关羽和张飞属于他早期的追随者。他们二人与刘备生死相随，荣辱与共。 

尽管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关系很亲近，但是历史记载中并没有提及兄弟结拜之事。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还小沛。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刘备带领他的队伍投奔于其他军事集团，联合镇压了184年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平叛成功后，他获得(更可能是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地方低级官吏的职位。此后，朝廷开始重整中央权力，并且派人前往地方接收那些本来由不同的军事领袖所占据的地方职位，刘备却将前来接收者痛打一顿，直到后者求饶为止，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根本无意承认朝廷的权力。在随后数年间，刘备和他的队伍支持不同的军事集团，并最终加入了曹操的阵营。

曹操是当时主要的诸侯之一，并且名义上与朝廷保持着联系。

然而，从天命观的角度来说，刘备和他的队伍并非汉室政权的忠实拥护者,而仅仅是中国北方诸多割据力量中的一员，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并且经常改换门庭。总之，他们就是一支叛军。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200 年，曹操发动的一场战役使得刘备逃亡到袁绍集团。与此同时，关羽却被曹操所擒，但受到了非常好的礼遇，因为曹操希望将他收于麾下。当曹操军队和袁绍集团相遇时，归顺于曹操的关羽英勇杀敌，将敌军首领颜良刺于马下,并割下了首级。作为奖赏,关羽受封为汉寿亭侯。

“汉寿亭”这个封号一直困扰着学者们。有人认为它指的是汉代后期一个位于今湖南境内的称为汉寿县的地方，但却无法解释“亭”这个字，所以这一说法不能成立。而且当时该地区也不在曹操控制之下，无法将其分封给关羽，另一方面，曹操也有可能创造了这个虚构的贵族头衔，因为他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亭侯”这个封号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但却没有一个和叫“汉寿”的地方产生关联。刘斐、张虹倩:《汉寿亭侯考辨》一文中考察了迄今所知和“亭候”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地理标识，结果并没有发现“汉寿”所在何处。考虑到陈寿是以口述资料为基础来撰写这段历史的，所以关羽原来的封号很可能已经失传，而“汉寿亭侯”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版本。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在此之前，关羽曾告诉曹操他很感激对方的厚爱，并将在战场上回报于曹操。但是他“已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当曹操的军队行进至袁绍大营附近时，关羽知道了刘备的下落，决定回到他的身边，当时他可能还带着一同被抓的刘备的两个妻子（关于刘备妻子被俘一事也仅仅是在刘备的相关传记中被提及， 尽管这一情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所有的史料中都没有明确提到她们和关羽一起出亡之事）。 出于对关羽这种忠诚的饮佩，曹操下令手下士兵不得阻拦关羽。

关羽斩颜良、逃离曹营的故事成为后世关羽题材作品的创作母题。

同样的，他含糊提到的效忠誓言后来也成为刘、关、张结义故事之张本。

在历史材料中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即关羽是通过刺的方式杀死颜良，这表明当时用的是剑，而不可能是刀，后者经常出现在他的宗教和文学形象中。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汉津，適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关羽回来之后不久，刘备又投奔了另一位刘姓军阀，并且在后者去世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关羽在此后的岁月中一直辅佐刘备，后来镇守荆州(今湖北省南部)。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将领要归降刘备，使得关羽开始怀疑能否确保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向刘备著名的军师诸葛亮写信询问此事。

诸葛亮回信说(他)与“美髯公”没有办法相比。诸葛亮用关羽引以为傲的“美髯”来指称他，关羽对此非常高兴。

作为汉朝的缔造者，刘邦也因自己的胡须而出名。之后“须髯”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关羽的胡须( 要指长在脸颊和下巴处的胡子)。 因此，关羽的三绺长髯已经成为关公神灵肖像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而关羽写给诸葛亮的信，则是唯一提及关羽具有书写能力的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关羽中毒箭并进行刮骨疗毒的手术，是《三国志·关羽传》中叙述的史实，但并未记载施行手术的医者的姓名。而且，这是发生在樊城之战以前的事情。

事实上，华佗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便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他与关羽之间的故事都是虚构的。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於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追谥羽曰壮缪侯。

219 年，关羽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受命去攻打荆州北部的樊城。因为秋雨导致汉水暴涨，曹操派出的七支军队组成的援军均被洪水所淹。尽管关羽的贡献实则很有限，但这次胜利却成了后世此类文学故事的重要题材来源。接着他继续攻打樊城，终因实力不济而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曹操手下谋士建议他与当时割据长江下游的孙权联手。关羽之前拒绝了孙权之子向自己女儿的求婚，招致孙权的怨恨。除此之外，曹操的谋士策反了刘备手下的两位将军，这二人因在之前的战役中没有全力支持关羽，害怕关羽怨恨他们。最终，孙权逼退关羽，攻下了荆州城。他还处决了荆州城内关羽所有属下的妻儿，极大地打击了蜀军士气。在第二次进攻中，孙权擒获了关羽及其子关平。在公元219年末或220 年初，关羽和关平父子二人最终在临沮被害。据说现在沮河旁边还有二人的坟墓。从汉朝起，这个地区被称为当阳县或荆门县，属于长江沿岸的荆州管辖。

260 年，关羽被追封为“壮缪侯”。

“缪”通常更多地读作“miu”，意思是“错误”，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谥号中，而当其读作“mu”时，与之对应的字是“穆”，意思是“虔诚”“慷慨”“乐于助人”。

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关羽对兵士十分优待，对文士则态度骄矜，尽管他在晚年也学习了《春秋左氏传》。出于这种敌视态度，他轻视部下糜芳和傅士仁，致使二人生怨，向吴国的吕蒙投降，荆州由此陷落。因此，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并不高。

称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的是曹魏的程昱，称其为“熊虎”的是孙吴的周瑜和吕蒙。

陈寿借他们之言来表现关羽、张飞的武勇，并称赞关羽对待曹操和张飞对待严颜的态度。

另一方面，陈寿也客观阐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并批评了关羽的刚愎和张飞的粗暴。如此评价被后世尊为神明的关羽，可以说是冷静而公正的。

裴松之的关羽记事

裴松之在作注时采用的方法，是引用多种曾作为《三国志》史料来源的史籍来补充《三国志》。与儒家经典的注以文字训诂为主不同，裴注是一种独特的史籍注释形式。裴松之引用了多达210种当时的文献，同时进行了史料批判，实际上《三国志》增加裴注之后，其史料批判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史料批判是现代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即通过将一种史料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来判断该史料的记述是否正确。例如，裴松之在《三国志·关羽传》的注中引用了王隐《蜀记》的记载：

（孙）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并随之进行了史料考证：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关于关羽被杀一事，裴松之在引用王隐《蜀记》之后，又指出其与《吴书》记载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吴书》，是指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时用作第一手史料的韦昭的《吴书》。裴松之将《蜀记》与《吴书》进行比较后，指出了其不确之处，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外部史料批判”。

裴松之进而指出史书记载的矛盾之处，即地理问题以及关羽作为孙权战将与刘备作战的可能性极低，因此评价该记载为荒谬之言。

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内部史料批判”。由此，裴松之确立了史料批判这一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使史学从经学（儒学）中独立出来。

裴注不仅在史学史上价值很高，而且为《三国演义》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借助裴注，《三国演义》的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关羽传》裴注中的材料也并不全是对关羽有利的。如：

《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这里提到的《魏氏春秋》，裴松之在《魏书·明帝纪》中也引用了其更加详细的记载，认为关羽迷恋他人之妻一事是事实。这是因为《蜀记》和《魏氏春秋》这两种特点迥异的史料都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因爱慕人妻而屡次拜托曹操，结果却被横刀夺爱，这是关羽作为一个人有魅力的一面，但《三国演义》并没有采用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如果神明爱慕别人的妻子，会有损其光辉吧。

可见，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对关羽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很难以此将其神格化。因此，关羽的神格化并不是直接基于史书的记载。

伽蓝菩萨关公

即使在佛教背景下，我们还是可以在许多灵应事迹的背后发现关公在本质上所具有的暴力特征。关羽最初属于因暴力而横死的恶魔将军的行列，这使他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强大能量的神祇。至少在地方层面，佛寺中的和尚们竭尽全力去驯化他，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个力大无穷的可怕的神祇形象，他可以控制超自然的世界，从而足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一座佛寺的修建。他拥有可以变幻成各种可怕形象的能力，并且领导着一支由阴兵组成的军队。在寺院周围没有人或者动物敢于偷盗或者出言不逊。

或者，正如张商英在1081年碑文中所记载的那样，关羽在与智顗的对话中说:“我乃关羽……死有余烈，故主此山。所嗜唯杀，所食维腥。” 而且，尽管关羽已经在玉泉山被驯服，不再食荤腥，但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其他地方的信徒们会相信他已经皈依了佛门。事实上，如果关羽完全被佛门所驯化，又无法使用武力的话，那作为神祇的他就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在早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羽之所以会成为恶魔，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横死的将军。在关公崇拜发展的早期，人们将他和玉泉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他和智顗修建玉泉寺并没有关系，智顗在当时遇到的灵异，很可能是一条需要驱逐的恶龙。所以，关公和玉泉寺修建之间的联系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说法。

然而，唐末以来，在当地民众和僧侣的记忆中，历史却变得从来如此。即便如此，此类历史“记忆”在当时仍然是地方性的，并没有形成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影响，也没有对三国历史的叙事传统产生任何影响。

崇宁真君关公

解州盐池

此后的证据显示，关羽来自解州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解州有一个巨大的盐池。作为中国北部内陆的重要产盐地，国家对盐的垄断政策使得这个盐池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早春时节，一直绵延到盐池南部的山脉开始解冻，山上的雪水流入盐池。人们在适当的时候筑起堤坝，控制水流，以阻止洪水将盐分带走，造成浪费。 这并不能完全阻止洪水，因为堤坝需要时时维修，而有些年份的雪可能格外多，带来的洪流也会更多。人们在春天将水流引人附近的地块，盐水由清澈变为红色。其背后的原理在于盐杆菌中微生物的显现。属于长链类胡萝卜素的菌红素(想想胡萝卜)只有在盐分含量极高的环境中才能存活，并显现出鲜红色，因此，红色的出现表示此地盐分极高，否则前述的那些微生物便无法存活。夏秋之交，这片地区就会刮起南风，盐一夜之间结成晶体。 水分蒸发后，人们就可以采集盐块了。

关公处决蛟龙

在关公信仰的传说中，人们认为某次洪涝灾害是蛟龙作祟所致,处决蛟龙成为当务之急。

三十代天师张继先(1092-1127)召唤出关公，最终成功制伏了这个邪灵。

这个故事与关公帮助修建玉泉山佛寺的故事都成了关公神灵生涯中标志性的神话传说。由于道教内部将这一故事定位于北宋徽宗年间，以下我将这个版本的故事称为徽宗版。

在与道教传统结合最为紧密的徽宗版故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洪涝使得人们无法采集盐块。这一版本的故事也有可能来自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105年，人们在盐池上兴建了大量工程，以解决洪涝带来的严重的引流问题。 这是一次在朝廷中影响极大的事件，而道教科仪专家也很有可能参与了本次事件。

在解州水利工程完成的同时，礼部下令赐封了当地庙宇，其中包括解州盐池边供奉不知名神纸的神庙。 当阳县的几座崇奉关公及其儿子关平的神祠也在这次赐封中获得了封号。但解州的关公庙却不在其列。

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朝延招募了道教科仪专家，并试图通过他们的神力来解决当时的各种紧迫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宫廷里的灵异现象，也包括野蛮的外族人对中原的威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朝廷对于温州人士林灵素(1076–1120)的尊崇。

在失去朝廷的礼遇之后，林灵素回到了他的家乡，而其他的神霄派成员如王文卿(1093-1153)等人则继续传播这一派的科仪。 这一时期，龙虎山的天师派凌驾于一部分道教传统之上，南宋开始，天师派才真正开始占据道教主流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正如伊佩霞(Patricia Ebrey)所指出的，朝廷与道教专家之间的关联开始于徽宗的父亲神宗(1067-1085)及徽宗的兄长哲宗(1085-1100)时期，但这一关系到徽宗朝时变得更加紧密了。

由于解州盐池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联，以及驱邪仪式与朝廷之间的联系，(北)宋都城应当是曾真实存在过的驱邪仪式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尽管之后的材料往往认为这一驱邪仪式直接发生在解州盐池。

有关这一基础事实本身，道教文献中有好几篇详细的记述，晚明的《汉天师世家》中收录有张继先的传记，其中保存了一个更长的版本，也特别提到了关羽。

[三十代天师]九岁承袭真人之教。……崇宁二年，解州奏盐池水溢，上以问道士徐神翁，对曰:蛟孽为害，宜宣张天师。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阙召见，问曰:卿居龙虎山,曾见龙虎否?对曰:居山，虎则常见，今日方睹龙颜。上悦，令作符进。上览笑曰:灵从何来?对曰:神之所寓，灵自从之。

这段对话之后是一段有关《道德经》的讨论。据说，老子曾向张继先传说中的祖先张道陵解说过《道德经》。宫殿中的每个人都被天师对这部文本的理解之深所震惊。之后，笔锋又回到了这则传说。

十二月望日，召见。上曰:解池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即书铁符，令弟子祝永佑同中官投解池岸圯处。逾顷，雷电昼晦，有蛟蟹磔死水裔。上问:卿向治蛟孽，用何将?还可见否?曰:臣所役者关羽，当召至。即握剑召于殿左，羽随见，上惊，掷祟宁钱，与之，曰:以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明年三月，奏盐课复常。

由于徽宗对关羽“崇宁真君”的册封从未出现在传统史料中，我们应该可以假设这是一种“道封”，即在道教传统之内，而并不是通过常规的礼部渠道给予的册封。

道教仪式的材料最多只能定位在1187年到1329年之间，没有办法更精确了。但其他的材料则强力地证明，在徽宗统治的初期，曾经发生过一场与解州盐池相关联的重要仪式。

吕洞宾和驱魔官将关公的神话传说中也受到了这次驱魔仪式的道教版本的影响，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

该神话被收录在1310年左右所编纂的一个传说故事集中，并通过永乐宫壁画展现出来。

永乐宫位于芮城县，靠近解州盐池，是元代全真教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次关公杀死的并不是一条龙，而是另一种不明生物:

政和中，宫禁有祟白昼现形，盗金宝，奸妃嫔，独有上所居无患。自林灵素、王文卿诸侍宸等治之，息而复作。上精斋虔祷，奏词九天。一日昼寝，见东华门外有一道士，碧莲冠，紫鹤氅，手执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敕来治祟。良久,一金甲丈人,捉劈而啗之且尽。上问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上勉劳再四。

这则记述接着转向谈论张飞的下落。 

关羽回答说他的朋友已重生为岳飞，并将凭借“中兴”获得功绩。

他非常明智地没有更进一步解释，因为这部集录是在蒙元控制下的中国编印的。道士接着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他正是吕洞宾。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怪物并不能在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显形，因为皇帝是天之子，这一神圣的力量会阻碍任何邪魔的显形。

关公击毁蚩尤

13世纪后期始于北方的叙事传统将盐池除魔的故事放到了真宗(997-1022年在位)年间而非徽宗年间，并将这个邪魔说成蚩尤，或黄帝的死敌。

这无疑受到了真宗获授“天书”事件、真宗将黄帝认作帝王家族的先祖，以及真宗在泰山的封禅等历史记忆的启发。这些事件都是真宗为了加强其统治合法性及君权神授的观念所做的系列宣传的一部分，这一宣传运动始于1008年，并且在其剩下的统治时间内得以延续。 

真宗版本的故事此后被吸纳进了戏剧中，但却相对缺乏实际证据的支撑。

真宗版本的故事较之徽宗版本而言更加神秘莫测，尽管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而言，其真实性绝不亚于徽宗版本。

这个故事将关羽除去蚩尤的故事放在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和他的辅臣王钦若(962—1025)试图加强其统治合法性的大背景下。宋代皇室自称黄帝之后，真宗皇帝命道士在各地修建圣祖宫，其中一个便位于解州盐池边，修建于1012年。这里，北方版本的故事与真宗的合法性运动之间的关联应该相当明确。

在1615 年，晚明作家沈长卿记录了一个他从解州附近闻喜县的朋友那里听到的真宗故事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蚩尤派了一个被想象为“人妖”的水怪骚扰当地居民以泄怒。由于真宗崇祀道教,他向地方征询对策,他们提议用汉将关羽来应对。方士们召唤后，关羽现身丹陛。大家向关羽解释了相关情形，关羽要求赐以5000个马卒。皇帝不理解为什么要提供骑兵，因为活人和死人的世界是不同的。而关羽告诉皇帝只需写一则帝王诏书并将其焚毁，剩下的事情他会完成:

时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贩者忽仆于市，马仆于厩，天地晦冥,风雷磅礴。空中闻钲鼓格斗之声，凡七昼夜而始朗。

盐池尽血。鱼、鳖、虾、蛆、鳅、鳝之类，尽腰斩于池。无何,涤以大雨，盐池如故。

这次昏过去的人当中十分之二三没能活过来，无疑，他们变成了关羽的军队，并在之后的战斗中死去了。

对于沈长卿来说，给他提供信息的朋友来自这场战争的发生地附近，这意味着他的叙述是可信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十分重要，因为这展现了古老的故事是如何通过口头传播，并继续与人们对关羽的宗教想象保持一致性的。

文学作品中的关羽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最大差异在于正统观的不同。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演义》的正统观，是由南宋（1127—1279年）的朱熹（朱子）确立的。

在经过被称为“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期后，北宋（960—1127年）建立了。宋代商业城市发达，瓦子（商业场所）中还出现了勾栏（剧场）。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不同，在宋代以后的中国中世，商业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商业城市中讲谈和戏剧这一类都市文化的盛行，使“说三分”（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书）得以发展起来：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赤壁赋》的作者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小孩子听“说三国语”的姿态，表现出民众支持刘备的情感倾向。

北宋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在民众亲近蜀汉的背景下，祈祷关羽的武勇可以护佑国家，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也就是说，北宋在灭亡之际祈祷关羽能护佑国家。朱子学的集大成者——南宋的朱熹——所提倡的蜀汉正统论，便是以国家主导的关羽崇拜为背景的。朱熹著有《资治通鉴纲目》，批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曹魏年号为三国时代纪年，认为蜀汉虽然偏居西南，却是正统继承者。于是，本就已经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蜀汉的支持得到了朱熹的权威认证。

元代（1271—1368年）中叶以后，科举取士以朱子学为标准，朱熹提倡的蜀汉正统论和作为国家守护神的关羽形象遂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评价。自《三国志》以来被曹魏夺去正统的蜀汉，通过朱子学得以确立正统地位。

在《三国志平话》等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戏曲家、小说家罗贯中整理写成了《三国演义》。他的生平履历基本不明，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太原（今属山西省），号“湖海散人”。

《三国演义》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使用了不同的人称，并不是由同一名作者自始至终创作完成的，而是多位作者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写就的文学作品。罗贯中是这些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人，但并非由他独自创作了全部的故事。

《三国演义》写成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印刷和广泛传播。此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带有弘治七年（1494年）序的抄本，被认为是当时的《三国演义》版本。

以这样的抄本为基础，嘉靖元年（1522年）出版了木版印刷的《三国演义》的刊本（印刷本）。其正式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所谓的“嘉靖本”。李卓吾本（全称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就是属于嘉靖本流派。

嘉靖本开头附有弘治七年庸愚子（蒋大器）所作的序，序中阐述了历史上的“春秋之义”的重要性，并指出其问题在于因太不通俗而难以理解。《三国志平话》等“评话”则错误颇多，为君子所厌弃。因此，此书希望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描述史事，并尽量使文字不那么艰涩难懂，达到向读者普及的目的。

这便明确地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的含义。《三国志》原书比较难读，遂通过提高其通俗性来使之普及，对“义”进行“演”绎（即传播推广）。此处的“义”是指《春秋》中的“义”，亦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所阐释的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标准。不久之后，“义绝”关羽就把“智绝”诸葛亮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关帝信仰，从《三国演义》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三国演义》的完成版，由毛纶、毛宗岗父子整理的毛宗岗本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年（1666年）以后。他们以李卓吾本为底本，订正了记事和文字方面的错误，并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

另一方面，毛宗岗本增加了之前《三国演义》中未包含的一些三国故事，并加上自己的点评，经过整理使故事首尾一贯，《三国演义》由此面目一新。其成书后不久，明代以来的各版本尚在流通；但到清末，毛宗岗本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以至于在中国说起《三国演义》指的都是毛宗岗本，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此外还有一篇《读三国志法》，其中表明了毛宗岗对于《三国志》有何特征以及何为重要的见解。文中还指出，在本书中，“三国志”即指毛宗岗本《三国演义》：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读三国志法》始于对“正闰论”的阐述。“正闰论”论及的是在中国出现多个政权并立，且关于国家间继承关系存有疑义的情况下，应以哪个国家为正统的问题。《读三国志法》继承了嘉靖本以来的正统观，认为以蜀汉为正统的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才是正确的。《读三国志法》还认为，应将《三国志》中最突出的三位人物称为“三绝”：

《读三国志法》举出卓越宰相诸葛孔明和杰出武将关云长作为“三绝”中的人物，这都还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但毛宗岗本的有趣之处在于，还举出曹操作为“三绝”之一。这三人是毛宗岗本中的主要角色。其中，关羽的“义”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三国志演义》是宣扬“春秋之义”的文学作品。

武

一 桃园结义

如前文所述，《三国志》中并未明确记载关羽逃亡的原因，也未明确记述他与刘备、张飞的相遇。因此，小说就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创作了刘、关、张三人结拜为兄弟的“桃园结义”这一虚构故事：

（朝廷为平定黄巾军，发榜招募义兵。）（刘备）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此乃张飞。看榜文者为刘备，中山靖王刘胜之末裔，家贫，贩屦织席为业。二人同入村店中饮酒，正饮间，见一身长九尺之大汉入内，此乃关羽。因杀害倚势凌人之豪族，逃难江湖。三人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于庄后桃园中祭告天地，结为兄弟。）“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演义》在重要人物出场时，都会描述人物的外貌特征。由于小说是从评话发展而来的文学作品，因此都会先描述人物的外貌，以便听众和读者了解人物的大概形象。小说将关羽描述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张飞身长八尺，关羽身长九尺，按照明代的度量衡来计算，都是超出常人的身高。外貌的描写基于相面中的说法，因此听众和读者能够据此推测人物的命运。关羽的“丹凤眼”是暗示其将成为王侯的面相，“卧蚕眉”则是年轻时中状元的面相。关羽是武将，同时酷爱阅读《春秋左氏传》，因而这是与之相应的面相。

《三国志》中当然没有记载“桃园三结义”。不仅如此，《三国志》虽然明确记载了刘备“兄事”公孙瓒，但对于刘备与关羽、张飞是结拜兄弟一事只字未提。陈寿只是在《关羽传》中描写了关羽与刘备“恩若兄弟”：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二 温酒斩华雄

随着领袖张角的病逝，黄巾军的主力在当年之内便被击溃。为纪念平定黄巾之乱，东汉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元年（184年）。但外戚何进为了打倒宦官，召集以董卓为首的地方军队进入都城，导致东汉的实权落到了董卓手中。

何进被宦官杀害，董卓在混乱之中将彷徨失措的少帝及其弟陈留王（后来的献帝）带出宫外并加以保护，又凭借军事实力行废立皇帝之举。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出身于“四世三公”名门的袁绍起兵讨伐。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在与董卓作战中功绩最大者是斩华雄、逼董卓退至长安并一举攻下洛阳的孙坚。

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间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於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於术，术怀疑，不运军粮。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弟一》】

但《演义》则剥夺了孙坚的功绩，为关羽创作了“温酒斩华雄”的虚构故事：

（十八镇诸侯推袁绍为盟主，孙坚为先锋，杀奔汜水关，与董卓武将华雄交战。袁术嫉孙坚之实力而不发粮草，孙坚败退。华雄逼近袁绍本营，杀大将数人。位于末席之刘备义弟关羽请愿前往一战。袁绍、袁术均反对。）（曹）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关羽在热酒尚温的时间内斩杀了打败孙坚的华雄，向在座的诸侯展示了自己的高超武艺。

袁术和袁绍本来以关羽地位低微为由，认为关羽没有资格同华雄一战，只是看在为关羽斟酒的曹操的面子上，才给了关羽出战的机会。

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价《演义》中对人物的描写：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高度评价了“温酒斩华雄”的场面描写：“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

但如此表现出来的关羽的“武”，原本是吴国孙坚的功绩。在《演义》中，吴国被强加了作为丑角的形象。吴国的角色只是在舞台边缘衬托三位主角的活跃形象，即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关羽的“武”与“义”以及虽是反派但同时亦为胜者的曹操的飒爽。

三 斩颜良、文丑

关羽展现其武勇，是在建安五年（200年）的白马之战中斩杀了袁绍的先锋颜良。《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表现关羽武艺高强的场面，但只有19个字：

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演义》则通过刘备二位夫人“叔今此去，可打听皇叔消息”之语，确认了关羽并非为曹操出战，并在此基础上描写了关羽之“武”：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演义》第二十五回《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这里为了充分表现关羽的武勇，在正史19个字记载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

袁绍的武将文丑事实上并非关羽所杀，但《演义》为突出表现关羽的武勇，增加了文丑在击败张辽、徐晃之后被关羽斩杀的虚构故事。

正如关羽杀文丑的情节是虚构的，《演义》中许多描写关羽之“武”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关羽的确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武将之一。在此之后，《演义》又通过描写关羽攻破守樊城的曹仁并逼得曹操考虑迁都来表现其武勇。

然而无法动摇的事实是，个人武力最强的是吕布

军事指挥能力最强的是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曹操

关羽并不具备毛宗岗本所称的“将之绝”这种程度的武勇。为表现逊于他们的关羽的武勇，《演义》进行了大量虚构。因此，关羽被神化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连《演义》都需要通过虚构来补充的武勇。

义

一 降汉不降曹

这要追溯到官渡之战以前。刘备被曹操以“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话试探后，于建安三年（198年）从曹操处逃离，并占领徐州作为据点。刘备之所以背叛曹操，是因为考虑到曹操正在与袁绍对峙而无暇对付自己。但出乎刘备意料的是，曹操竟然亲自率军前来讨伐。刘备兵败，逃往袁绍处。在下邳城孤军奋战的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夫人而放弃抵抗，向曹操投降。

《演义》中记述了关羽此时提出的三个投降条件：一，降汉不降曹；二，任何人不得接近刘备的两位夫人；三，当得知刘备所在之处时即归往刘备处，由此突显关羽的“义”。《三国志》中并未记载这些条件，但关羽确实不久之后即回到刘备身边。这就是关羽在后世被作为神祭拜的主要原因。《演义》中写道：

（曹操遣关羽旧友张辽前来劝降，关羽提出降服曹操的三个条件。）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曹操从张辽处听说这三个条件后，对于第一个条件表示“吾为汉相，汉即吾也”，对于第二个条件也表示完全接受，虽然对于第三个条件面露难色，但最终将三个条件全部接受，使关羽降服。

毛宗岗本在第二十五回总评中严厉指责曹操“吾为汉相，汉即吾也”的言论，指出：“此特奸雄欺人之语。”

毛宗岗本认为，曹操非汉，而是操纵汉献帝的逆臣，刘备才是汉。“关公以皇叔为汉，不以曹操为汉，即云‘归汉不归曹’，是到底归刘不归操耳。”也就是说，关羽并非归降奸贼曹操，“降汉不降曹”中的“汉”是指刘备，只是由于刘备行踪不明，才暂时归于曹操处。这是非常主观的评论，毛宗岗本以“义”来解释当时已被尊为神的关羽投降一事。

《演义》之所以盛赞关羽回归汉（即刘备）之“义”，是因为在三国时代乃至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君主失势仍不弃之而去、不顾新主优待仍归于原主的事例非常罕见。例如，击败项羽的刘邦之将韩信原来是项羽的部下，他接受了刘邦的厚待后，成为讨伐项羽的主力。又如毛宗岗所处的清代在其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明朝降将吴三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从敌军中投诚的功臣通常都面临着悲惨的结局：韩信为刘邦所杀，吴三桂为康熙帝所杀。这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于“义”有失，而君主又无法统御其才能。

与之相反，曹操对于前来投诚者的才能十分重视，并能够重用有才能者。另外，曹操在原则上不将万人以上的兵力委派给曹氏、夏侯氏之外的人，严格控制武将的兵力。曹魏政权中许多重要武将都是降将，他们从原来的君主那里前来归降曹操，如张辽来自董卓、吕布处，臧霸来自吕布、陶谦处，徐晃来自杨奉处，张郃、朱灵来自袁绍处，文聘来自刘表处，庞德来自马超、张鲁处，等等。而且，他们后来并没有为曹操所肃清。曹操将关羽收入麾下，并不违反当时的常理。如此多的武将跟随“奸绝”曹操，而只有关羽回到了刘备身边。这应该就是以毛宗岗为代表的历代《三国志》爱好者将关羽视为“义绝”的原因。

二 千里走单骑

建安五年，在曹操与袁绍划分天下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在前哨战白马之战中斩杀了袁绍的先锋颜良，为曹操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曹操称赞关羽的功绩，并为了留住他而封他为汉寿亭侯。关于这一点，《演义》是符合史实的。另外，曹操知道关羽难以久留，也是《演义》与史书记载相同之处。

将对关羽的评价确定为“义”的人其实是曹操。的确，曹操最初想要努力留住关羽，但最终还是爽快地让关羽离去。《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的曹操“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的话，《演义》也原原本本地加以引用。一向严厉指责曹操的毛宗岗本，也仅在此处对曹操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

《演义》继而又虚构了另一个关羽为了“义”而付出努力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嘉靖本作“千里独行”）。由于曹操放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文书未能及时送达沿途守军手中，关羽单枪匹马，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

据《三国志·先主传》载，此时刘备奉袁绍之命，正与汝南郡的原黄巾军将领刘辟一道攻打许都周边，身在许都的关羽可以直接回到汝南郡的刘备身边。在刘备正攻打许都时，关羽却要回去，因而曹操身边的谋士试图追击关羽。

《演义》设定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其实并无必要，具体过程如下：许都→东岭关（斩孔秀）→洛阳（斩韩福、孟坦）→汜水关（斩卞喜）→在镇国寺遇到同乡僧侣普净，并得到其帮助→荥阳（斩王植）→黄河渡口（斩秦琪）→河北。

《演义》的作者们也知道并无必要，因而又设定刘备并不在河北，而是孙乾（刘备的臣下）在等待关羽，向关羽传达了刘备向汝南郡行军之事。关羽在向汝南郡行进途中遇到了周仓，又与张飞会合后，再次奔赴河北。

经过这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过程，关羽终于与刘备重逢。

《三国演义》是经多名作者整理而成的故事集合。在嘉靖本中，只有“千里独行”部分集中地出现了“关公”这一称呼，其他部分都是使用“关某”或“云长”，因此可以推测，这个故事是后来加进去的。

另外，被曹操设为都城的许县是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该地试图以魏国的古都为卖点打造旅游城市。许昌的旅游景点之一就是关羽辞别曹操的灞陵桥。《演义》中并未记载他们离别的桥的名字，许昌这座桥原来的名字并不是“灞陵桥”，而是“八里桥”。真正的灞陵桥位于长安的灞水之上，又离皇陵很近，因而得名。许昌的八里桥之所以改名叫“灞陵桥”，是因为《三国志平话》中将关羽辞别曹操的地点设定为长安。嘉靖本《三国演义》将关羽出发的地点由长安改为许都，但“灞陵桥”的名字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毛宗岗本注意到这一错误，于是删掉了桥的名字。因此，许昌的八里桥是受到早期三国故事的影响而被改名为“灞陵桥”的。《三国演义》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多次改变的过程中，桥的名字就消失了。

三 义释曹操

刘备与关羽会合后，于建安六年（201年）投靠刘表，驻屯于荆州新野。刘备感叹自己“髀肉复生”，同时为改变手下缺少文士的劣势，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尽三顾之礼迎来了军师诸葛亮。

当时，曹操消灭了袁绍的残存势力，统一了华北。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统一中国而南下，刘表恰在此时病死。辅佐刘表的蔡瑁拥立了刘表的次子刘琮，后向曹操投降。结果，刘备遭到曹操军的突袭，兵败长坂坡，于是派诸葛亮去吴国与孙权结盟。

在吴国将领周瑜的指挥下，吴军使用黄盖献策的火攻计击败曹操，即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

由于刘备因疑心周瑜的指挥而疏远军队，因此赤壁之战的主力是吴军。尽管如此，在诸葛亮的声望和鲁肃的努力下，刘备还是得以保有荆州南部作为根据地。以上是史实。

如果刘备不能在赤壁之战这场《三国志》里最精彩的战役中发挥作用的话，《三国演义》在其文学性上就不成立了。因此，《演义》以诸葛亮和周瑜的暗斗为主线，将“借东风”等六个虚构故事加以组合，以此来表现赤壁之战的胜利是依靠刘备之力才取得的。

其中，对关羽而言最重要的虚构故事就是“义释曹操”。

诸葛亮预测到了在赤壁战败的曹操的撤退路线，并让张飞和赵云埋伏在那里，击破曹军。随后，曹操又在华容道遇到了关羽的埋伏。人困马乏的曹操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但程昱向曹操提议，应该让关羽报答之前的恩情：

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演义》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扼华容道，俾得纵之，而又故以军法相要，使立军令状而去，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他指出，诸葛亮让关羽立军令状，虽然有着展现诸葛亮狡猾一面的反面效果，却更加表现出关羽的凛然气概。

毛宗岗本在第五十回的总评中极力称赞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义”：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吾为朝廷斩贼，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这是最能体现《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关羽作为“三绝”之“义绝”的故事。在众多表现关羽之“义”的虚构故事中，华容道义释曹操都是最大的亮点。这是因为，关羽为救敌人之命而不惜危害自己的性命。

圣

一 单刀赴会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刘备趁此机会占领了荆州南部。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进攻蜀（益州），如果因此失掉据点荆州的话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除诸葛亮外，还留下关羽、张飞、赵云守备荆州，由此可见刘备对荆州的重视。

但统治益州的刘璋政权的军事基础东州兵的实力很强。东州兵与曹操的青州兵一样，是由原来的黄巾军改编而成的。在东州兵的奋力抵抗下，军师庞统战死，刘备被包围，陷入困境。

于是，荆州的守备就成为次要的事情了。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率领张飞和赵云入蜀救援。

结果，荆州南部的守备大任就落到了关羽肩上。

鲁肃主张将荆州暂时借给赤壁之战中毫无战功的刘备，直到其获得下一块根据地，但他的这一计策未必能让孙权感到满意。所以，为了压制北边的劲敌曹操和东边心怀不满的孙权，守备荆州也需要外交能力。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要求已经占据益州的刘备归还荆州。刘备试图推迟归还，心急的孙权向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派遣了官吏，但都被关羽驱逐了。结果，两军在长沙郡益阳县对峙，事态发展到孙、刘双方都出兵的地步。此时，鲁肃要求与关羽会谈。鲁肃为实现自己的“天下三分之计”，认为刘备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试图通过对话解决荆州问题。《三国志·鲁肃传》载：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喝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裴注所引用的韦昭《吴书》中记载，关羽并未回答鲁肃的质问。结果，由于曹操进攻汉中，刘备担心失去益州，遂与孙权和解，将荆州南部割出。对于鲁肃的正当外交交涉，关羽完全无法应对，其所守土地的一半经协商被夺走了。

在《演义》中，吴国只是诸葛亮和关羽的配角。与“智绝”诸葛亮的智慧相比，作为配角的周瑜每次都失败；而关羽的配角则是鲁肃。历史上以鲁肃的胜利告终的外交交涉，在《演义》中被改为“单刀赴会”，或者按戏曲的曲目被称作“单刀会”，成为关羽精彩亮相的一场戏：

（鲁肃为索回荆州，邀关羽前来赴会，并设下伏兵。关羽知其意图，遂单刀赴会。）云长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与也。”肃曰：“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演义》将《三国志》中未提及名字的“坐下之人”设定为周仓，又将呵斥周仓发言的人由鲁肃改为关羽，还添加了吴国设宴却暗设伏兵的毒辣奸计，让鲁肃目送关羽飒爽的背影。的确，对于戏曲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场面。“单刀会”之所以成为关羽剧的代表剧目，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单刀会”丝毫没有解决占据荆州的问题。而且，关羽自身还成为不义的一方，作为“义绝”，这种行为实在是不算光彩。在周仓发言之前，鲁肃就责怪关羽：

酒至半酣，肃曰：“有一言诉与君侯，幸垂听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肃于吾主之前，保借荆州暂住，约于取川之后归还。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还，得毋失信乎？”云长曰：“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肃曰：“吾主只区区江东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为念君侯等兵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则荆州自应见还；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从，恐于理上说不去。”云长曰：“乌林之役，左将军亲冒矢石，戮力破敌，岂得徒劳而无尺土相资？今足下复来索地耶？”肃曰：“不然。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阪，计穷力竭，将欲远窜，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图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恐为天下所耻笑。惟君侯察之。”（《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尽管不归还荆州是刘备之意，但“义绝”关羽依然负有背信弃义的责任。“贪而背义”一句在裴注所引用的韦昭《吴书》中作“贪而弃义”。关羽自“乌林之役”以下的辩解以及鲁肃的回答，依据的都是裴注引用的韦昭《吴书》。韦昭的《吴书》是在以吴国为正统的视角下写成的，因而所依据的史籍本来就会把蜀汉写得很可恶。《演义》中对“义绝”关羽不利的话是由鲁肃说出来的，这也是有史可据的。

而且，《演义》的设定是，前段中叙述了刘备依托诸葛亮的智慧，答应吴国使者诸葛瑾会归还荆州。义兄刘备为贯彻“义”而许诺归还荆州，而利用自己的武力驱赶鲁肃、违背义兄承诺的则是关羽。这样一来，即使有周仓的发言，关羽背信弃义之事还是很明确，这就使对“义绝”关羽的描写缺乏一贯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李卓吾本已经在上一段中设定了嘉靖本中没有的场面，试图将关羽的行为正当化。面对得到刘备归还三郡的承诺、前来要求关羽履行诺言的诸葛瑾，关羽表示：

吾与兄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共兴汉室。兄既以荆州与我，复令东吴取之，此何理也。这几郡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李卓吾本《三国志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李卓吾本在“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一句后附上了点评：“题目甚正，所云正人正语也。”李卓吾本还在第六十六回的总评中说：

云长先生曰“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此圣人之言也。他人只论尔我，先生不忘汉主。

根据李卓吾本，荆州是刘备的土地还是孙权的土地这一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本来，所有土地都是大汉的。继承大汉的蜀汉才应该是“正统”（继承天命、统一中国的国家），因此所有土地都应属于继承大汉的刘备。这样一来，不归还借来的荆州也并非不义。

《三国志演义》的目的就是阐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宣扬的“春秋之义”，即蜀汉正统论，因此这样的解决方法也未尝不可。然而如同扑克牌游戏中的大王，在困难时刻打出来就是杀手锏，但游戏本身就会变得无聊。如果经常使用这种解决方法，在揭示正义的同时就会导致“消减的美学”, 《演义》的文学性就会被破坏。而且，哪怕只限定在这一场景下，若所有土地都是大汉的疆域，那么就难以说明为何刘备要答应诸葛瑾会归还荆州。而关羽也就成了违背刘备的命令，因而为兄弟之义投下了阴影。

针对这两个问题，毛宗岗本对李卓吾本做了如下改动：

“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吾兄有书来，我却只不还。”（《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第一，将“这几郡大汉疆域”改为“荆州本大汉疆土”，即并不是所有的土地，而是限定为荆州，并加上了“本”字。这便将关羽的话从观念性的正统论改为对现实领土问题的建议。第二，关于不听从义兄刘备之命令，引用了孙子的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后六个字出自《孙子·九变》，全部九个字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将关羽的行为正当化。然后，毛宗岗本第六十六回总评中说：

关公不屑与东吴较量耳，我只将大汉二字压倒东吴，此其读《春秋》得力处也。

关羽并非刘备或孙权，其用“大汉”二字压倒东吴的理由是从《春秋》中寻来的。这显然体现出毛宗岗本极力维护关羽之“义”。如陈寿《三国志》评语中所言，关羽在战乱之世也难以成为君子，也有被指责为“不义”的行为。毛宗岗本在使用韦昭《吴书》等史料的同时，努力解释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关羽的不义之举。由此可见，毛宗岗本一直在维护作为“三绝”之一的关羽的“义”。

二 刮骨疗毒

通过分割荆州南部，刘备与孙权达成了和解，继而向汉中进军，与曹操对决。黄忠斩夏侯渊，占领汉中的刘备为了与已即位为魏王的曹操对抗而称汉中王。

《三国志·关羽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这一时期是刘备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关羽的全盛时期。捉于禁，斩庞德，关羽的“武”名响彻天下，逼得曹操与群臣商议迁都之事。《三国志·关羽传》载：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司马懿和蒋济提出的与东吴结盟的计策果然奏效，关羽败退。因此，在关羽的全盛时期，他的死期也临近了。

从这里开始，《演义》叙述了关羽失败的必然性，其中一个情节就是“刮骨疗毒”：

（曹操遣于禁、庞德前去支援曹仁，庞德射中关羽左臂。与此同时，关羽以水攻使于禁投降，关羽部下周仓生擒庞德。曹仁所守樊城也遭水淹，曹仁誓死守城，用毒箭射中关羽右臂。）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

（名医华佗前来为关羽医治。）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毛宗岗本评论道：“如此医人是神医，如此病人亦是神人。”同时，第七十五回总评中又说：“能救义士者，即是义士。”在第七十八回中，华佗提出用开颅的方法治疗曹操的头痛，为他被杀害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华佗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便已去世，他与关羽、曹操之间的故事都是虚构的。

关羽中毒箭并进行刮骨疗毒的手术，是《三国志·关羽传》中叙述的史实，但并未记载施行手术的医者的姓名。而且，这是发生在樊城之战以前的事情。《演义》则将这一记载与华佗联系在一起，是为了表现关羽之“武”与华佗之“义”。

毛宗岗本第七十五回的总评中还指出，关羽有二病，除手臂之伤外，还有“尊己而傲物”的心病。这是在意识到陈寿《三国志》评语中所述“羽刚而自矜”的同时，开始揭示关羽失败的原因。

三 败走麦城

司马懿和蒋济提议劝说东吴从背后行动，是因为东吴的亲刘备派鲁肃已经去世。鲁肃死后，荆州的军事由吕蒙负责。当然，关羽对吕蒙也很戒备，向樊城出兵之后，在公安和江陵部署了大量兵力，并筑烽火台，以防备东吴来袭。《三国志·关羽传》载：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在此处，陈寿在评语中指出的关羽的弱点就表现了出来。关羽对兵士态度很温和，但对文士则傲慢骄矜，不信任部下糜芳和傅士仁，由此被孙权离间，遭到曹操和孙权的两面夹击，最终战死。

《演义》详细描述了《三国志》中未记载的英雄关羽死去的场景，即“败走麦城”：

（关平、廖化会合后，关羽率军入麦城。吴军很快将麦城四面围住。）公问曰：“谁敢突围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愿往。”……廖化乘势杀出重围，投上庸去了。关平入城，坚守不出。

……刘封谓孟达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达曰：“东吴兵精将勇。且荆州九郡，俱已属彼，止有麦城，乃弹丸之地。又闻曹操亲督大军四五十万，屯于摩陂。量我等山城之众，安能敌得两家之强兵？不可轻敌。”封曰：“吾亦知之。奈关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视而不救乎？”达笑曰：“将军以关公为叔，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关公即不悦。后汉中王登位之后，欲立后嗣，问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关公以将军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后患。此事人人知之，将军岂反不知耶？何今日犹沾沾以叔侄之义，而欲冒险轻动乎？”封曰：“君言虽是，但以何词却之？”达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兴兵，恐失所守。”封从其言。次日，请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演义》第七十六回《关云长败走麦城》）

毛宗岗本第七十六回总评中激烈指责了刘封弃关羽于不顾之举：

（虽然孟达背叛是无奈之举。）若刘封则汉中王之养子也，王与关公为一体，负关公则是负王。负关公犹可言也，负汉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为刘封恕。

刘封后来因未援救关羽而被刘备赐死。负与义父一体之关公，因此不可饶恕，这表达了毛宗岗本与刘备同样的愤怒之情。

关羽战败身死之前，诸葛瑾前来劝降：

却说关公在麦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见动静。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带伤；城中无粮，甚是苦楚。忽报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话来见君侯。公令放入，问之，乃诸葛瑾也。礼毕，茶罢，瑾曰：“今奉吴侯命，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将军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将军何不从瑾之言，归顺吴侯，复镇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关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请出城，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瑾曰：“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君侯何执迷如是？”言未毕，关平拔剑而前，欲斩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杀彼，伤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诸葛瑾。（《演义》第七十六回《关云长败走麦城》）

诸葛瑾劝降一事史书中并无记载，可能是根据张辽奉曹操之命前来劝降（“降汉不降曹”）的场景创作出来的。关羽表示“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宣示了自己赴死是出于“义”。因此，有必要说明关羽为何向曹操投降。毛宗岗本在第七十六回总评中比较了这两个场景：

或谓关公之走麦城，与前之屯土山无异也。何以前不拒张辽之说，而后独拒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汉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汉之名以招之，终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汉，不知有曹；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孙。然则其守麦城之心，犹然守土山之心耳。

毛宗岗本在此基本上沿袭了“降汉不降曹”一回的总评。其解释是，关羽并非向曹操投降，因此也不会向孙权投降。虽然以此保持了全书叙事的一贯性，但与之前的总评一样仍然有一个疑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从群雄对抗到三国鼎立，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二是刘备称汉中王，已经成为汉室的代表。

关羽宣示要为“义”舍身，不久便被孙权杀害：

且说关公在麦城，计点马步军兵，止剩三百余人；粮草又尽。（关公见北门外敌军不多，自与关平、赵累引残卒二百余人，突出北门，后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

……孙权闻关公父子已被擒获，大喜，聚众将于帐中……权曰：“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好，何相弃耶？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 关公厉声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权回顾众官曰：“云长世之豪杰，孤深爱之。今欲以礼相待，劝使归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时，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如此恩礼，毕竟留之不住，听其斩关杀将而去。致使今日反为所逼，几欲迁都以避其锋。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贻后患。”孙权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于是关公父子皆遇害。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关公亡年五十八岁。（《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毛宗岗本点评道：“曹操敬礼关公，而孙权笑之，不及曹操多矣。”《演义》前半部分的主角是“义绝”关羽和“奸绝”曹操。正是曹操这样的反面角色的存在，才使得关羽之“义”显现出光辉。

民间故事中的关羽

在1321年左右的《三国志平话》中就已经有了关羽作为地方豪强对抗者的相关暗示，在该书中，作者告诉我们关羽杀死了一位压榨百姓的地方县令。

一份1678年左右的碑刻给这个故事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使其内容更加饱满。

遂诣郡，陈时事，不报。有相人目之曰:“君禀乾坤正气，当血食万年，何论名业。”回旅舍，闻邻人哭极哀，叩之曰:“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中珰，蔑职纪。”帝眦裂发竖，命守义导至其所，悉斩刈之，潜引去。

对本地社区而言，关羽惩罚地方恶霸的故事听上去非常真实，因为在这些地方总会有人滥用他们和官府衙门的特殊关系以进一步牟取私利。这些民间故事促使人们去信仰一位正直的神灵，这位神灵可以帮助人们藐视世上的强权。这些强权的拥有者指的是地方官吏和恶霸，而不是远在首都的皇帝。总的来说，人们相信关羽/关公忠于最高皇权。与此同时，神祇的红脸发挥的功能要小得多，只是被用来解释其肖像的某个特征，最初大概仅仅是因为无法形容关公脸庞的深褐色。就像神像和其他视觉表征以及仪式或者戏剧那样，这些故事也可以帮助人们从视觉和行为两个方面去想象神祇。

毕竟，没有民间故事，人们难以想象神祇的形象，他们还需要与其个人经历相关的信息解释其性格特征。而关羽反抗地方恶霸的叙述恰恰可以解释他是多么大公无私，即使在他离开家乡与刘备结盟前也是如此。

关公与龙

在华北，人们经常要求关公兴云布雨，而在几乎所有的区域，人们都希望在和恶魔以及其他类型的外来人群(野蛮人、叛军或者其他)的斗争中，关公可以有所助力，甚至主动显灵助佑。

乍看起来，神灵所具有的提供雨水的能力部分源于关公崇拜与龙神崇拜的融合，他尚武的一面在其中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然而，在与关公神祇相关的民间故事中，暴力的确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在这些故事中，人们认为关羽是龙的化身，这条龙出于怜悯，为一个被天界最高神灵们认定要加以毁灭之地提供了雨水，玉皇大帝下令将其处决。在他为了保护人们而与恶魔或者类似群体，比如叛军、匪徒或者野蛮人对抗时，他当然也必须具备指挥军队抵御威胁的基本能力。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系统总是依赖于雨水，在北方乡村地区尤其如此，那里正是关公偶像崇拜的中心，而且人们所能利用的人工灌溉方式极其有限。

很早以前，关羽的大刀就被称为青龙偃月刀，以表明这件武器一开始就被看作是由一条龙变化而来。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查证这一变化的宗教背景。

一份1600年左右来自湖北北部的文本告诉我们神祇的须髯的的确确是一条小龙。

到了17世纪中叶，人们已经确信是关羽自身而非他的大刀或者胡须，是一条被处决的龙的化身。

清初出现了更详细的版本，其中说道，在汉桓帝时期(146-168年)，山西南部发生了旱灾。

僧道多方祈雨不应。蒲坂居民闻雷首山泽中有一尊龙神，相传亢旱求之极灵，集众往跪泣告。老龙悯众心切，是夜遂兴云雾，吸黄河水施降。明旦水深尺余。

在这一事件后，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便开始评论并解释为何这一地区会遭受苦难。

凡下土人民奢侈之极，天必降以饥馑;淫佚之极，天必贻以疫疠。一人暗肆奸谋，独遭水火;一方相沿侵夺，威受刀兵。上帝方恶此方尚华靡，暴殄天物，当灾旱以彰罪谴。

自然灾害是上天的惩罚，这一信仰并不新鲜，而一条龙出于怜悯而违犯玉帝的旨意才值得注意。

而老龙不秉上命，擅取水救济过民。上帝令天曹以法剑斩之，掷头于地，以警人民。蒲东解县有僧普静，见性明心，结庐于常平溪西。闻空中雷电在白藤床上，只称可惜。晨出视之，溪边有一龙首，即提至庐中，置合缸内，为诵经咒。九日，忽闻缸中有声，启视，已无一物，而溪东有呱呱声。

到了帝国晚期，常平村被视为历史上关羽/关公的出生地，普静的棚屋就在那儿。人们看到一条黑龙盘旋在关家院子的上空，在它消失后不久，关羽的母亲就生出了我们的神祇——这很明显暗示他就是那条能够兴云布雨的黑龙的化身。

恩主公关圣帝君

关羽地位的提高，是进入宋代以后的事情了。宋代关羽信仰盛行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关羽作为对抗北方民族入侵的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二是三国故事的普及，以及朱子学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三是晋商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

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在北宋时期，北方受到辽（916—1125年）的侵袭，西部受到西夏（1038—1227年）的侵袭；在南宋时期，北方受到金（1115—1234年）的侵袭，并最终为元朝所灭。在这一过程中，宋朝为了弥补衰弱的军事实力而向众神祈祷。

从唐代起供奉关羽的玉泉寺，在宋代战争期间得到了皇帝的恩惠。

建立北宋的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三年（970年）选出古今忠臣义士二十三人表彰功绩，并为其坟墓设立三户守墓人实行祭祀，关羽便是其中之一（《文献通考》卷一〇三）。《湖北通志》卷十八中将玉泉寺附近的关帝陵庙作为关羽的坟墓，认为其祭祀始于南宋，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刘备、诸葛亮和张飞也包含在二十三人之中，得到同样的待遇。但与刘备等人不同的是，关羽自唐代以来便在玉泉寺中受到祭祀，入宋以后也继续得到恩惠。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朝廷出资修缮了玉泉寺中供奉关羽的显烈庙。此后，玉泉寺的祭祀逐渐变为官方祭祀。例如，哲宗于绍圣三年（1096年）赐予玉泉寺上书“显烈”二字的匾额。匾额上的题字当然源自显烈庙之名，但据说也是因为其父神宗在远征交趾（今越南北部）时，关羽曾显灵英勇战斗，拯救了陷于困境中的宋军。

于是，玉泉寺在作为“海内四绝”之一的天台宗发祥圣地的同时，由于寺中有受皇帝保护的关羽显烈庙，遂成为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寺院。

北宋末年，随着战事的增加，关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徽宗先于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后于大观二年（1108年）封其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封其为“义勇武安王”。这不仅是从“公”到“王”的爵位提升，而且加上了象征武德的字眼。

面对觊觎中原而南下的金，北宋举国对抗。徽宗在军事上无计可施时，便赐予关羽以至高的名号，这一行为被后世的历代帝王继承。这些封关羽为王的祭典仪式都是在玉泉寺显烈庙中举行的，因此，显烈庙成为救国济民的官方祈愿所，关羽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逐渐受到崇信。

靖康之变（1127年）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南宋朝廷继续对关羽进行册封。建炎二年（1128年），建立南宋的高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年），孝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随着关羽信仰的盛行，神号的字数不断增加，神位也在逐渐升高。

北宋徽宗年间：

崇宁元年（1102）忠惠公

崇宁三年（1104）崇宁真君

大观二年（1107）武安王

宣和五年（1123）义勇武安王

南宋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

元泰定帝天历八年（1335）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镇招讨使、兼提调遍天下诸宫刹天地分巡案、管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崇宁护国真君

明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3）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三代公爵、圣曾祖、光昭公、圣祖、裕昌公、圣考、成忠公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山西关夫子

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1767）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文宗咸丰四年（1854）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

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

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

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关羽神格的演变，首先是因为关羽作为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其次是因为《三国志》故事的普及与朱子学所确立的蜀汉正统论。

黑白两道共尊

到乾隆帝之子嘉庆帝统治时期，“康乾盛世”已经终结的清朝频频面临在民众中拥有广泛基础的道教团体白莲教发动的宗教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军事报告中时常有这样的记载：赤面长须的神降临保护清军，从而取得了胜利。

嘉庆十八年（1813年），白莲教中的宗教团体天理教发动暴动。领导者李文成占领滑县，其部下林清在宦官的引导下攻入了紫禁城。暴动很快被平定，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造成的冲击极大，这次暴动宣告了清朝衰落的开始。

李文成占领的滑县被清军收复后，天理教徒再次攻打该县。关于当时关帝显灵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下那彦成写给嘉庆帝的奏折：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是夜三更，臣等正在督兵防守，讵城内突有贼匪多人，经扑墙缺处所齐声呐喊蜂拥而来。经官兵奋勇截杀，贼匪拼命突围，甚属凶悍。时正月黑，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适城旁有一庙宇，忽然自行起火，照见贼匪约有二三千人。官兵如在白昼之中，直前冲杀。城内官兵亦赶出，两路夹击，毙贼约有一千余人……事定后，询之居民，乃知城旁之庙后为三教佛前殿，即塑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那文毅公总统河南等省军务奏议》卷三十五）

在这里，关帝具有光明之神的特点。面对天理教徒乘夜前来攻打，关帝使庙宇着火从而照亮战场，清军由此得以取胜。正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用光明与黑暗象征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善神或光明之神）与阿里曼（Ahriman，恶神或黑暗之神）的对决，用光表现善的、正义的教义，天理教象征着黑暗，与之相对，儒教的武神关帝则与光明一同守护清军。

另外，在这次天理教暴动中，关羽不仅在滑县帮助那彦成等人，而且在紫禁城中战斗。下面一段记载描述了与雨相关的关帝显灵：

日将晡，诸王及内务府大臣各引兵入卫，贼势渐蹙。将纵火，忽大雨迅雷，二贼震死，堕武英殿之御河。电光中恍惚见关帝端坐午门，乃股慄不能奔窜，投河溺死者甚众，余贼皆就擒。（《靖逆记》卷一）

在这里，关帝具有雷神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保留了他曾经作为元帅神时与雷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想起关羽作为呼风唤雨的水神，为保护盐池而与蚩尤神战斗的姿态。无论如何，关帝作为保护清朝的儒教正统神，使用雷和雨击败了天理教徒。

收到那彦成奏折的嘉庆帝在朱批中写道：

览奏。实深钦感。京中九月十五日夜贼入，见关帝端坐午门上，遂相率投诚自尽。仰蒙垂佑，曷胜虔悚。

平定暴动之后，嘉庆帝赐予关帝“仁勇”的封号，于是关帝的封号就变成了“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关圣大帝”。通过追加带有“仁”字这一代表儒家之德的封号，关帝作为儒教武神的地位更加明确，嘉庆帝以此表示这是对抗邪教的正统所在。

平定天理教暴动的那彦成，在其他关于平乱的奏章中也提到了关帝的庇佑，其中还描写了乱民通过关帝灵签占卜进攻路线之事。那彦成在奏章中说，他经过秘密调查发现，广东省惠州府博罗县柏塘墟建有关帝庙。嘉庆七年（1802年）陈屐四叛乱时，曾到关帝庙中占卜前往东南方的惠州府是否有利。签文显示，去东南不利，去西北大吉。于是，陈屐四抬着关帝像朝西北方向进军，正巧遇到广东提督孙金谋沿此路攻打。贼军败退，进入罗溪营，但又被攻破。贼军怨恨关帝不灵验，破坏神像弃之而去。那彦成认为关圣帝君自清朝开国以来许久才显灵一次，遂修复了被损坏的神像，重修了庙宇。到了落成之日，前来参拜的男女达数千人，无人不感激神明之威灵。由此可见，不仅清军将关帝作为守护神，连反叛清朝的民众也对关帝有着深厚的信仰。

作为清朝的官员，那彦成认为关帝站在清朝一方，使清军成功击败了听从关帝灵签的“贼匪”。但值得注意的是，乱民对关帝的信仰达到了连行军都要带着关帝神像的程度，由此可见，关帝信仰已经深入反叛清朝的民众当中——这是朝廷将关帝用于教化民众的结果。

统称为“白莲教”的反清民众道教组织了秘密宗教结社。白莲教宣称，弥勒降生后将打破现存体制，开创新的理想世界。为躲避朝廷的镇压，白莲教并不是以一个组织的形式传承，而是结成众多组织，这些组织统称为“白莲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提到的天理教也是白莲教的组织之一。

在这些秘密宗教结社中，天地会（三合会）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特点，与哥老会等一同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反清复明”运动——中的核心组织。

在天理教之乱发生的三年前，即嘉庆十三年（1808年）加入天地会的盟誓中，记载了会众与关帝间的关系：

请到明朝先锋，请到刘关张三位，在桃园结义，和合而顺天，结为忠义，永无更改，齐心协力，夺回真主江山。（《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附录）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天地会在盟誓中以“桃园结义”的“义”为规范，推进自己的“反清复明”运动。同时，描述关羽之“义”的《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也在民众中流行起来。

天地会祭祀的神有很多，但对关帝的祭祀占有中心地位，每年在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这天都会举办规模最大的祭祀宴会。而且，在入会仪式上，正如前文所引的盟誓那样，立誓秉承关羽的忠义精神。在“忠义堂”中，更有举行秘密仪式的支部。同样，哥老会也十分崇拜关帝，在会场正堂中间一定会悬挂关帝神像，在开山仪式上必定会祭祀关帝。

武财神关公

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关公和财神这一角色联系在一起。 

人们通常认为，关公之所以被明确认为是财神，是因为山西商人将其视为保护神。

但问题在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保护神很少会衍生出这一功能。 而且，尽管16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提到关公是山西商人的保护神，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才有人明确将其视为财神。在大部分的文献中，并没有特别明确其财神的身份，在那些有名有姓的财神中，最常见的两位是五显(也被称为五通)和赵公明，而不是关公。尽管他们其中一位有时会和徽商联系在一起，但另一位却和任何地域商帮都没有关系。

当我们要求自己找到明确的经验性证据时，就会发现追溯作为财神的关公的历史变得异常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将作为财神的关公的起源追溯至18世纪中叶以前。除非有更重要的资料出现，否则我们只能认为关公的这一形象相当晚出，而且局限在特定的区城内。为什么关公会成为财神，通过二手资料我们很难解释清楚，或许是因为他看起来和晋商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

要对关公的财神角色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确实十分困难。有一种可能是关公作为忠诚的典范已经深人人心。他和比干都具有这一品质，比干是商代一位非常忠诚的大臣，但却被残暴的末代统治者纣王所杀。人们相信关公和比干都是按原则行事，无论结果如何，最终都导致了他们的横死。

因此，我根据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通过研究五通信仰而提出的观点作些推断。万志英认为像骗子一样、心肠狠毒的五通在江南被视为财神，最初是表明了明末清初人们面对货币经济的不稳定性时产生的某种焦虑。随着18世纪经济的稳定发展，财神的形象也随之改变，出现了一位更为沉静的五通神，现在，我要补充的是——与此同时，像关公和比干这样同样非常稳定而且具有可预测性的神祇也被当作了财神。

文字来源一：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

文字来源二：渡边义浩《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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